华侨华人有能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访澳大利亚华人金融专家协会会长、澳大利亚川渝科技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曾毅博士

澳华电视传媒 2022-09-26 06:11:07

原创 张梅 张梅对话世界 2022-09-23 22:42 发表于北京

嘉宾简介：

曾毅：澳大利亚籍华人，现任澳大利亚瑞格尼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igney Corporation Pty Ltd, Australia ) 总经理、澳大利亚华人金融专家协会(Australian Chinese Finance Organization）会长、澳大利亚川渝科技文化交流委员会 (Australian Sichuan Chongqing Science and Cultural Exchange Committee ）主席。

1988年赴澳大利亚留学，获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niversity ）硕士学位、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博士学位。2007年9月与澳大利亚新州广播电台 Radio 2000 中文台合作开设“金融信用经济〞专题讲座并任主讲人。2009年5月1日开设了 “21世纪金融海啸深层透视” 专题讲座。

一、机会留给勇于尝试的人

张梅：曾博士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据我所知，您是1988年去的澳大利亚，在世界排名第43位的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获得了博士学位，请教您当时去澳大利亚留学申请的是什么项目？

曾毅：我是1988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抵达的澳大利亚。我当初去澳大利亚留学时，先读的硕士学位，然后是博士学位，选修的是数学专业。

张梅：您刚才说您去先读的是硕士学位，那您的硕士博士都是在同一所学校吗？

曾毅：不是的，我刚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是在墨尔本（Melbourne），在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 University）获得硕士学位，做纯数学方面的研究，然后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应用数学。

张梅：因为1988年还是比较早的，不像现在出国留学较为普遍。您当时是怎么想起来要申请赴澳大利亚留学的？

曾毅：那时候有很多自费赴海外的年轻人，但基本上都是去打工，可对我来讲，这不是我的目的，我觉得我应该去深造，不管以后我是回中国还是继续留在海外，对我来讲海外留学学位和经历都是比较重要的。1988年的时候，对于中国人来说，收入方面还不是太丰厚，所以你如果要自己去支撑留学的费用，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出国留学的第一步，就是申请奖学金，可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申请海外奖学金的信息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到达澳大利亚后作为年轻的海外留学生，为申请澳洲国家奖学金自己尝试咨询了大学管研究生的导师。大学的硕士学位分两类：一类是by course （老师授课然后考试毕业，不能申请澳洲国家奖学金，另一类是by research (做研究然后写论文毕业，可以申请奖学金)。因为我的硕士学位是by research的，当我尝试去申请奖学金时，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奖学金申请日期已经截止，但导师看我这么执着（当时几乎没有中国留学生询问此类奖学金），就拿了一张过期表格复印后给我——虽然是30年前的事情，但是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复印机不是那么先进，不是数字复印机，那个表格黑黢黢的。于是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念头递上了申请。

与此同时，我又到另一所大学里去找数学系主任毛遂自荐推销自己，告诉他我的诉求，我想要做什么。这所大学当时的数学系主任艾伦（Allen），听完我的诉求，他没有说什么，只是拿了一篇数学文章给我，让我一个礼拜之后去见他。第二个礼拜我再去时告诉了他我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和理解等。结果他当即跟我说，用他自己的研究经费给我出学费，让我来读他的研究生。我当时唯一的冲动就是想隔着桌子站起来拥抱他。但是因为后来我拿到了澳洲国家奖学金，就没有去那个系主任的大学，我心里觉得特别地亏欠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尝试，结果是，我获得了只有金字塔上5%的海外留学生能拿到的澳大利亚政府对全球海外留学生的奖学金（不仅仅是对中国留学生），这是我海外留学学位的第一桶金。

硕士毕业之后，我已获得澳大利亚身份，我决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当初我选择的专业的前沿研究是在位于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所以我就开始申请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奖学金。这时我申请到的是澳大利亚政府对澳大利亚学生的奖学金（不是对海外留学生的奖学金）。这种澳大利亚政府奖学金也是只给Top 5的人才的，特别罕见非常不容易。我整个申请奖学金的过程用人们常说的话就是：努力，天分，幸运，当然换句话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张梅：我特别赞同您刚才说的这两句话！其实我看网上您的介绍，您在海外两年获得了硕士学位，3年取得了博士学位，而且所读还是难度极高的数学专业，在我眼里，您是妥妥的学霸！我周围很多人读海外的博士都读了很多年，请问这么短的时间完成学位您是怎么做到的？

曾毅：我为什么能够在2年时间内完成硕士学位、3年时间内拿到博士学位，这是因为我有一个驱动力，那就是奖学金。因为奖学金是有时间限制的，奖学金给的期限是3年，在这个期间内你就要完成——尽管博士你可以读10年，但是读到后面就没有奖学金了，也就是没有经济支撑了，所以这是动力之一。因为我拿的是澳大利亚政府奖学金，这和导师的研究基金是不一样的，导师的研究基金是如果他有钱的话，无论3年、5年、8年，只要他愿意资助你都行，但是政府的奖学金是要满足它非常高的要求的，所以说它很难拿到也是这个理由。它有这个时间限制，因而也就激励我要在它可资助的时间内完成我的学业，要不然我接下来还要自己去挣学费生活费，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压力。反正都是压力，我何不把压力都压到这一块呢（笑）。

张梅：请教您的学习能力是怎么养成的呢，是不是也和家庭的教育背景有关系？对于正在申请赴海外留学的年轻人，特别是现在海外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之中，请教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曾毅：要说学习能力是怎么养成的，我觉得不是说我今天想去读硕士了，明天我想去读博士了，后天我想去申奖学金了，然后我才去培养能力，我个人认为能力这个东西是从小培养的。我记得刚上小学一年级时，我第一学期拿回家的语文和算术两门功课的成绩都是100分。

我父母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北京外贸部工作，我是在北京出生的，因为他们是四川人，之后又从北京回到了四川，相当于现在出了国又回国一样，所以我是北京出生的四川人，京籍川人（笑）。那个时候，中国家庭的父母跟现在孩子的父母是不一样的，他们对孩子没有太多的要求，对学习这一块也没有施加太多的压力，也没有特别去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那个时候一个家庭也不是只有一个孩子，他们也不可能倾其全力去培养一个孩子。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与人对某件事情的兴趣有关系！因为你对一个事情感兴趣，你就会去专注它，你对这个事情专注了之后，你会去尝试很多方面，并且你就会很执着不放弃。你想我是个女孩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怎么办呢？那就只有读书了。我刚出国时学会一个词“Try（尝试）”，任何事情你都要去尝试，你尝试才可能有机会，你不尝试可能永远没有机会，长期以来可能是这样形成的学习能力。

对于现在申请海外留学的年轻人，特别是当下海外也正处于疫情之中，我对他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我认为现在处于疫情之中的孩子们，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那么这个时候这些孩子如果想去海外留学的话，他们的选择很重要。我从来都不支持孩子们选择的专业是当下最热门的专业，我支持他们选择当下他们最感兴趣的专业。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的推移、个人成熟度的提高等每个人的兴趣也会转移，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关注你当下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学科，而且对照这个学科的要求去做准备。同时可以利用疫情待在家里的时间多了解海外各个大学，比较你所感兴趣的学科与你的期望值是否能够匹配，朝着这个目标专注地去做准备，这样的话可能会提高你申请海外留学的成功率。

二、华侨华人为澳大利亚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梅：根据澳洲QILT（  Quality Indicators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  澳洲权威数据调查平台)发布的2018澳洲大学毕业生薪资及就业率排名，新南威尔士大学毕业生平均年薪达114，800澳元，从新南威尔士大学毕业后，请问您主要是从事什么职业？

曾毅：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世界排名的确不错，也是澳大利亚的八大名校之一。新南威尔士大学和历史悠久的大学相比，她还是很年轻的，她是1949年才成立的，和我们新中国是同一年。但是新南威尔士大学有些学科在国际上排名都是名列前茅的，所以学生从业的机会和薪资也是很好的。

       我学的是应用数学专业，这是在工业、金融、保险等行业都是应用得特别多的学科。当从新南威尔士大学毕业之后，我受到一位金融界大腕的启发，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从来不看没有数学公式的经济文章”，意思是说数学和金融这两个行业是分不开的，比如说我们的股票模型，金融模型的建造，都是靠数学建立的。当时我觉得他这句话很有道理，因而在我毕业之后，我就选择了从事金融行业。

张梅：其实我很好奇，想问一句，因为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平均薪资很高，那像您从事金融这一行业，每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入水平？有何收获？

曾毅：刚毕业时我在一家澳大利亚排名前3的保险公司工作，在我博士还没有毕业的时候，这家公司就找到我做兼职（part-time）协助他们与中国合作项目的谈判。后来我又到了一家跨国公司金融部做顾问。再后来就自己给自己公司做事了。具体薪资我就此处省略了，我想谈一下我有什么收获感想。

作为一个亚洲人，而且是作为一个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走出去的海外留学生，我们的文化和很多国家以及西方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到海外留学之后，不管我们从事什么行业，从文化上用我们现在的流行语叫“跨界”。在西方的大学留学之后，再加上自己本身祖籍的文化背景，无论是对新的学科、新的领域，无论是学习工作，你都会感受到视野开阔，也更容易理解这个行业，理解这个社会，更容易地去融入你想学习、想从事的，或者你将学习、将从事的领域。我认为经过中西方高等教育的熏陶，它会带给你对事物的多元理解力，给你融入不同社会的能力，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张梅：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您知道现在澳大利亚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海外侨胞比较集中的地方，对澳大利亚的海外侨胞您有没有研究，现在澳大利亚有多少海外侨胞？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现状如何？

曾毅：澳大利亚不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目前全澳洲总共有2500万左右人口，拥有华裔血统的人口约有121万左右，华裔血统的人中有41%是出生在中国的。其他有华裔血统的第二代、第三代，有25%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来自中国的澳大利亚华侨华人是65万人左右，占了全澳人口的2.6%。

澳大利亚的华人——就华裔血统的人而言，有46%的人在家里讲普通话，另外有22%的人讲广东话，还有18%在家里是讲英语的。根据语言来分——语言的分布是你从事职业的一个标准、一个数据，澳大利亚的华人更多的是从事国际贸易——从事国际贸易更多的是从事中澳之间的贸易，如商品进出口，例如红酒、牛肉出口等。另外一个大块是房地产、制造业，还有做家具的、做服装的基本都是华人。再一个就是旅游业，旅游业主要是改革开放这一二十年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国与澳大利亚签证制度放宽了，中国的经济基础、经济条件提升了，中国人到澳大利亚旅游的也多了。还有一个就是留学、移民、房物中介这些行业。当然还有就是一直都有的传统行业，如餐饮业和杂货业。

以上这些就是目前澳大利亚大多数华侨华人从事的行业。当然还有一块重要的行业，就是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中的华人精英，他们从事着教育和高新科技行业，例如在研究机构和大学里的教授、博士，以及企业里的专业人士，这一部分人收入比较稳定，代表了社会中产阶层的缩影，这个群体受疫情影响相对而言要小得多。

张梅：您怎么看华侨华人对澳大利亚的贡献，我们以前总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华侨华人贡献很大，其实我觉得华侨华人对澳大利亚当地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想跟您请教一下，您怎么看待海外侨胞他们对澳洲当地的贡献？

曾毅：澳大利亚华人在澳大利亚有超过200年的历史，从最初的移民到现在，贡献是方方面面的。因为中国人有勤劳善良的本质，澳大利亚的华人自从来到澳大利亚后，靠着他们的勤奋和努力，靠着他们的拼搏和毅力，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们当初的老华侨，从淘金开始，对澳大利亚的一些领域做出了很多贡献。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有更多的新侨来到澳大利亚。这批新侨的一个特点是在社会上具有融通双重文化的优势，他们有善于捕捉国际市场信息的能力，他们可以用更生动、更接地气的形式，使用当地国家和民众的语言，融入当地社会和社区，这自然而然对于澳大利亚的社会发展能够起到贡献作用。

澳大利亚是一个科技发达的国家，澳大利亚的很多科技发明背后都有我们华侨华人科学家的身影，而且我们华侨华人科学家的很多研究领域都处于世界前沿。这些科技领域的华裔专业人士，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本身就位于主流社会，所以他们对澳大利亚的巨大贡献不应该被忽视的。

三、新冠肺炎疫情对澳洲华侨华人影响很大

张梅：因为我知道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欧美及大洋洲地区的影响非常大，在清华大学的论坛上您也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现在又过去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新冠疫情对海外侨胞有什么新的影响吗？

曾毅：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澳大利亚侨胞本身是澳大利亚社会的一部分，所以新冠肺炎疫情对澳大利亚侨胞的影响特别大，现在的重点是疫情对澳大利亚经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刚才我讲到华商所从事的职业——国际贸易、进出口等，现在航班继续停飞，封城封国仍是常态，所以像进出口贸易，制造业、旅游业、餐饮业等，这些经济活动基本上都停滞了。

当然其他方面的影响也有大有小，现在海外留学生不能复学，直接影响了各个大学教育领域和研究领域的收入，间接地对我们从事高科技工作的华人科学家产生了影响，不过对他们工作职位的影响目前还不是太大，不会像其他行业中的华人面临失业的局面，但是对他们科研成果的影响肯定是有的。我们知道做科研需要有沟通，需要有团队合作，相互交流新的信息，此外还有很多需要实践，例如实验室需要有实验成果，那现在这些活动都停止了。实验停了就会直接影响出文章和科研成果。所以说新冠肺炎疫情对各方面都有影响，虽然各个领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怎么样考虑减小这个影响，新冠疫情之后我们怎么办？我认为这是我们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前段时间我们也考虑过，在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调研，但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张梅：您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已经在考虑并调研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透露一下，海外侨社有没有采取一些比较有效的举措之类的？

曾毅：我们现在还在调研，有一些想法，当然这些想法主要是面向受影响特别大的行业。以餐饮业举例，华侨华人餐饮业受到的影响特别大，也许这会导致餐饮行业暂时停业、关门，甚至由于受到经济打击，在新冠疫情之后就会彻底地关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餐饮业的华商怎么办？我们想到的是，是不是他们应该利用这个时间转型或者学习其他行业的知识，然后涉足其他不同的领域，我们在这方面正在进行调研。

四、助力澳大利亚搭乘中国改革发展的快车

张梅：我觉得您这个想法对受疫情影响的华商应该会非常有帮助。我注意到您是澳大利亚华人金融专家协会的会长，请教您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协会?

曾毅：澳大利亚华人金融专家协会，是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成立的一个非盈利、非政治性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协会。我们发起成立协会的初衷，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和我在澳洲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当初我创立协会的目的就是想为社会做一些事情。我说过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拿着澳大利亚政府的奖学金完成的。在当时，我作为一个来自国外的对澳洲社会没有任何贡献的外国留学生，能够成功地在澳大利亚的名牌大学申请到澳大利亚政府的奖学金——这是澳大利亚纳税人的钱——有一句话叫“无功不受禄”，我的奖学金是我无意中受益了澳大利亚纳税人为国家积累的社会资源，我应该回馈于社会，回馈于那些需要我支持和帮助的人，回馈这个社会给我提供的生存环境。

我们成立的澳大利亚华人金融专家协会是不受地域限制面向澳大利亚和中国在科技、经济方面有影响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一个协会。你刚才说我是学霸也好、努力也好、勤奋也好，其实是因为我想传达一种回馈社会和感恩生活的理念。

这种回馈的时机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阶段，应该是在20年前，当时我作为澳大利亚第一个华人博士团中唯一的女博士被邀请回中国，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金融应该是要起步要腾飞，回到澳大利亚后，我们就有些思考和想法，我们作为海外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怎么样融入、怎么样来参与这一块的发展，当时我们一些博士和专业人士认为我们要成立一个专业的社团，参与到科技经济的发展中来。

当我谈到回馈社会的时候，不是谈回馈一个狭隘的社会、我所生长的环境、我所在的这个地区，而是回馈整个澳大利亚，同时也回馈这个世界上正在发展的国家，那就是我的祖籍国中国。

这样的思考，让我决定成立这样一个协会，搭建一个桥梁使与我有同样志向的专业人士参与到中澳科技经济交流发展中来，帮助澳大利亚搭乘中国改革发展的快车，助推中澳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这是澳大利亚华人金融专家协会的初心。

张梅：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协会？会员来自哪里？每年都会开展哪些活动？

曾毅：这个协会是一个高级专业人士的协会，主要是以金融作为平台筹建的，但是不仅仅局限于金融专业。很多海外专业人士不是一个单一行业的人才，我们讲过”跨界”，我们要触类旁通，所以我们的会员和实际上做的活动，不是只有金融这么一个狭窄的领域，我们延伸到了很多其他科技领域的会员。

我们的会员多数是来自澳大利亚，也有来自中国的金融机构、银行、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等从事科技领域的专业人士。我们协会的宗旨是希望促进华人在全球化的竞争中立足于我们自身在大洋洲的发展，去协助中国政府、企业与澳大利亚政府、企业之间开展考察、交流、合作。因为首先你要有交往、交流，要有考察，继而我们才能谈到合作。还有就是促进华人在中澳服务业深度的交流与合作。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一些理论性的东西，例如我们会推出一些培训、一些文章，提供包括在国际层面的矿业发展、能源开发的专业知识交流，以及金融知识的咨询服务。

当然我们还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学校，以及中国的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合作，讨论怎么样能够在中澳两个国家系统不一样的环境下提供信息服务，实现中澳双方在信息上的沟通，在交流中沟通推荐人才、引进项目。除了以上这些工作外，我们也通过组织论坛、参与会议——国际国内的会议，通过这样的方式，建言献策，增加共识，开展合作。

我们毎年会不定期在悉尼开展活动，比如近几年我们组织召开了“海外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的座谈会、“海科杯”全球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大赛澳洲赛区决赛、新型人才智库与首都人才国际化建言献策、澳大利亚海外人才回国服务澳大利博士团新疆行、澳大利亚华人专家学者博士团西藏行、悉尼海外高层次人才推介会、“政策研究, 科技创新”座谈会、“侨梦苑——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座谈会、全澳华人高端人才峰会、澳大利亚悉尼海外中餐繁荣交流会、《北京市创新创业政策》说明会等等。

协会也是“2010世界华人金融精英陆家嘴峰会”协办单位, 2010中国科博会“中国金融高峰会”的合作机构。我们毎年会组团参加中国品牌的海科会、人才发展论坛、现代教育论坛等，推荐和引进的人才受聘为中国大学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为地方政府建言献策等。

张梅：您刚才提到20年前您参加博士访问团应邀回来中国，那么澳大利亚华人金融专家协会是哪一年成立的？您是创会会长吗?

曾毅：是的，我是创会会长。我们悉尼（Sydney）第一个华人博士访问团是2000年回中国考察的。因为改革开放40年来，各个行业发展的时间段是不一样的，通过考察交流，我们估计到中国的金融大发展的机会快来了，所以我们回来之后做了些准备，在2004年成立了澳大利亚华人金融专家协会。

张梅：文化，也包括科技文化这一块的交流，对于中澳关系的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您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据我所知，您还担任澳大利亚川渝科技文化交流委员会的主席。

曾毅：澳大利亚川渝科技文化交流委员会是近几年来成立的。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呢？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之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经济能量已经强大了，中国的GDP已经升到了世界第二位，但是我们怎样把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和中国发展的故事更好地讲给西方人听，也讲给我们自己听呢？所以委员会跟上面谈到的澳大利亚华人金融专家协会的的功能不同。我是四川人，所以我们主要立足于家乡这么一个层面，实施的具体活动立足于川渝两地，我们委员会的目的是为澳大利亚、悉尼与中国四川、重庆科技文化交流搭建一个平台，

张梅：澳大利亚川渝科技文化交流委员会也是您创立的吗？这个委员会近年来开展了哪些活动？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曾毅：是的，澳大利亚川渝科技文化交流委员会也是我创立的。你知道当中国的经济发展之后，我们要讲好中国的发展故事，当今的海外社团已经不仅仅是同乡聚会自娱自乐的形式了，应该有与世界发展相适应的多种新型社团的模式。

你刚才提到的文化，是的，社会的发展与社会的文化息息相关，为此我们做了一些活动，也取得一些成就。我举两个重要的例子。2018年，澳大利亚川渝科技文化交流委员会作为人民网澳大利亚公司的合作方，将澳大利亚最大的电视台——澳大利亚七号电视台(Channel Seven）的制片人带到了我的家乡四川，我全程陪同并协助拍摄了人民网监制的中国4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一个大型系列宣传片《美丽中国》的首期节目—《美丽中国—美丽四川》。

我们为什么要做宣传片？我们不但自己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还希望带澳大利亚的电视台，澳大利亚的摄影师，澳大利亚的制片人，跟着我们到中国的不同地方实地拍摄四川秀丽的风光、古城古镇的文明、民族特色文化、新型科技城的建设、包括动车的所见所闻。

我认为最好的文化传播成效就是以西方媒体的视角向来自全球和澳大利亚的民众播放和讲解中国发展的故事，向全球和全澳大利亚去推广中国的旅游资源，传播中国人文文化，提升中国的文化自信。

当这个影片在澳大利亚最大的电视台播放的时候，我请了澳大利亚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观看，他看完后给予了我们高度的评价，并且他主动在他自己的朋友圈去宣传我们的节目，我认为这就是成效。这是我对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让别人去说，而我的能力就是搭建这么一个桥梁，让不同的语言来宣传我们的成就。

另一个例子，2018年是汶川地震10周年，在这么一个纪念活动当天，我们与人民网澳大利亚公司、澳大利亚悉尼中国文化中心（China Cultural Center In Sydney）以及四川画报社合作，5月12日在澳洲悉尼和6月1日在中国成都，两地分别举办了《纪念汶川地震10周年国际儿童绘画展》。图片来自四川汶川地震当地学生的绘画，倾注着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对汶川现在发展的描绘。我们在悉尼展示的每一幅学生的绘画都来自四川地震灾区。这样的图片展，让澳大利亚人、西方人和孩子们通过图片感受地震的苦难和地震之后家乡重建的发展，从中也看到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发展的缩影。

五、海外侨胞要抓住机会宣传中华文化

张梅：曾博士，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您刚才提到的两个例子我也很感兴趣！看您交往交流的圈子，我注意到您经常被悉尼市长邀请参加活动，请教她们为什么要邀请您呢?

曾毅：首先我想讲一下，为什么我会被悉尼市政府邀请参加活动？我自我认为，像我这样具有中外留学背景、有双重文化熏陶的海外华人，不管我的工作也好，还是我的理念也好，都不会因为我的祖籍国是中国，我只做中国的事情，或因为我居住在澳大利亚，我只做澳大利亚的事情。我希望我有能力做两国科技文化交流的大使。我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华裔澳大利亚人，我肯定要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做贡献，所以说我想融入澳大利亚社会并不奇怪。但是澳大利亚社会为什么要接纳我，让我融入呢? 这个问题我曾经思考过。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澳大利亚悉尼是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以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是澳大利亚的经济、文化、政治与旅游中心，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也是南半球社会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悉尼市政府举办的各类活动不是基于中澳关系，而是基于他们与全球各个族裔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族裔曾参与悉尼的发展建设。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府举办的各类活动，邀请的人也是有方方面面背景的各个族裔，当然首先以澳大利亚人为主体，有意大利裔、非洲裔、希腊（Greece）裔、中国华裔、越南华裔、日本华裔、韩国华裔等等。那么作为华人来讲，也只是各族裔中的很小很小的一小部分。为什么在这么一个小部分人当中，他们会邀请我？我自己认为，因为我有留学的背景，我能够理解澳大利亚的文化，理解澳大利亚的体制，所以我和澳大利亚主流社会和澳大利亚人之间有可以共同沟通的角度。

上面我们说到出国留学的目的就是扩大我们的视野和增大平台，因为我有这种背景，所以我会有意识地去挖掘可以和他们共同沟通的话题，这样情况下双方很容易成为朋友，只有当双方成为朋友之后，你才能获到一种信任。在这样的前提下，我相信他们愿意邀请我这样有信任感的市民出席他们的活动。

张梅：您受邀参加了很多悉尼市政府举办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曾毅：参加的活动有很多。举例来说，每年大年初一悉尼市长都要在唐人街举行拜年活动祝贺中国新春佳节。因为我们的唐人街是在悉尼市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同时唐人街又在悉尼市中心是悉尼的旅游景点，也就是说，在她的地盘上，悉尼市长都会亲自带领市政府的团队，向唐人街的各个商家、游客和市民拜年派发红包，祝贺节日。除了市政府自己的团队以外，悉尼市政府还会邀请悉尼的华人跟她们一起巡游，三年来，我是她们邀请的来自中国的唯一一个陪同悉尼市长走完了所有拜访全过程的大陆华人。

我想说，不是她们只邀请我，她们也邀请其他的人，但是别人照完相就走了，照完相可以发自己的微信平台就完成任务了。可是我的理解不一样，我为什么会陪同市长自始至终完成巡游拜访？我认为，作为澳大利亚的市长和市政府，她们都对中国的春节和中国的文化感兴趣和表示友好，那作为我们本身来自中国的海外华人，我们更应该利用这样的机会去宣传中华文化，同时也是相互间的一种尊重。虽然我们要在大年初一的南半球炎热的夏天里走上两个多小时，给悉尼市民拜年及发放一千几百个红包，但是中华文化的传播影响、中澳友谊的理解发展，就是靠这些实实在在、点点滴滴、潜移默化的行为所体现。你认为悉尼市政府对我的信任和尊敬不是这样建立的吗？

第二个例子，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府每年都会举办一个研讨来年经济发展和经济规划的论坛，邀请为数不多的华人参加，其中就有我。特别是在今年疫情期间的时候，刚才我说了很多的经济活动在疫情期间都已经停止了，那么作为南半球最大的一个城市，悉尼怎样在疫情之后提升其经济活动质量，这是她们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年市长用网络视频会议征求当地人对经济发展的看法、意见、策略和措施，这种网络视频会议是封闭的，只能是受邀请的人出席，而我是被邀请的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

我就是通过参加这样的活动了解悉尼市政府怎么规划悉尼的经济文化活动，因为我们的市政府对文化、策展等都有很多工作安排，所以我通过参与他们的活动，我了解了他们的经济活动安排和一些政策走向之后，我觉得我可以反过来帮助我身边的华侨华人，我可以用我了解到的当地的政策，用这个信息来帮助他们。所以说，考虑华侨华人在疫情后怎么样去发展，这个东西不能空想，我们要根据当地政府的一些政策、策略和措施，结合市政府的总体规划来考虑我们自身的发展，所以说我觉得我能够去融入他们并参加他们的活动，反过来也能帮助其他人，这就是作用之一。另外一个作为澳洲移民，作为一个华人，我本身也有愿望和主动性去了解并参与到澳洲的主流社会中去。

张梅：其实中国的春节，还有中国的其它节日，好像也已经全球化了。除了悉尼，像我原来留过学的波士顿，我去过的意大利、墨尔本、纽约等，在一些我们国内看上去似乎并不是很重要的节日，例如龙舟节，似乎在国外都庆祝得比较隆重。您怎么看待春节文化已经全球化的趋势？

曾毅：在中国，当春节的时节到来，不管你愿不愿意过节，这个节日都在那个地方，中国全国都会放假，家庭团聚的气氛很浓厚。春节这个节日的意义、这个节日的历史、它的由来已经在那个地方了，你都会身处在这个节日的气氛中。而对于海外的华侨华人来讲，因为没有节日假期，但是他们对家乡的眷恋是有的，对节日的情愫是有的，文化传承的氛围仍然在，所以说他们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庆祝这么一个节日，在周而复始的庆祝活动中，越来越多地影响了当地人感受到节日庆祝的快乐，所以我们应该用好这一节日，在各地将庆祝节日作为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的一个载体、一个媒介，不但要吸引更多的华侨华人参与，而且要凝聚更多的当地人参与。

张梅：像您参加了这么多次悉尼市政府组织的活动，市长有没有提到过海外侨胞对悉尼的贡献？

曾毅：我认为悉尼市政府邀请华人去参加她们众多的活动，这就是一种对海外侨胞贡献的认可。在其他的方面，澳大利亚悉尼市长对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对悉尼的贡献，也在不同的场合都有所表达。比如澳洲华人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Victoria）的森林大火发生时捐款，或者是四川地震灾难发生时，悉尼华侨华人捐款捐物，这些救助行为她们都很赞扬。

2020年5月有一个国际博物馆日（International Museum Day）。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府当天宣布，在唐人街一栋百年历史的建筑里，设立一个澳大利亚华人的博物馆，以保存和展示澳大利亚华人的历史和文化。因为我们的唐人街也是一个很古老的唐人街，所以对于一个市政府来讲，她所要保存和展示的华人的贡献不只是在我们新移民这一代，而是一个200多年来中国移民的历史，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这个博物馆会收藏与中国移民相关的一些书籍、期刊，还有图片，这些举措我认为都是她们对华侨华人贡献的认同。

六、华侨华人要做中澳两国关系的润滑剂

张梅：但是您也知道，现在国际环境对于中国在海外的移民并不是特别友好，像中澳政府之间也是矛盾重重。以您在悉尼的观察，您觉得中澳关系对于海外侨胞在澳洲的生存和发展有影响吗？

曾毅：实话实说，有影响。因为两个国家，其外交也好，科技也好，经济也好，社会也好，方方面面，当出现矛盾的时候，都会对我们当地移民有影响，这是肯定的。这不只是对澳大利亚，而是任何国家都会如此，例如珍珠岛事件（Attack on Pearl Harbor）就影响到了日本在美国的侨民。这种影响有时候会把不利的因素放大，放大的时候周围的人可能会带一种有色眼镜看待移民，会波及无辜的移民。所以说两国关系不友好海外侨胞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张梅：当国际环境对于中国海外移民并不是特别友好时，您觉得华侨华人可以为推动中澳关系的健康发展做出哪些贡献呢？

曾毅：当中澳两国之间有矛盾的时候，有些工作是需要国家之间外交层面解决的。那么作为民间、作为个体、作为华侨华人来讲，怎么样去推动中澳关系的健康发展，我个人认为，世界现在就是一个人类共同命运体，我们华侨华人要做一些事情，是从民间的角度促进两国人民的理解互信。

但是怎么样去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的看法，我们要以一种别人能理解的方式，别人听得懂的方式，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作为一种民间友好的沟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你说了也是白说。就像我和悉尼市政府的沟通一样，首先她要把你作为朋友，她才会跟你沟通。

另外在出现两国之间矛盾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有一种心态，要传播正能量。现在自媒体很发达，为了流量，谣言满天飞，再加上一些负面的东西。那么我们华侨华人，怎样以我们自身的判断，以我们的能力去识别谣言，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我觉得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再就是获取信息，以一种智慧的方式和我们居住国政府去沟通，获得话语权，我们才能在这种困难和矛盾当中去表达我们华人的诉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升我们的尊严。特别当两国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机智地、技巧性地去做两国民众间的润滑剂，而不是去增大矛盾。

我们华侨要做民间的“润滑剂”，首先要尊重相互的习俗文化，因为两国文化不同。比如说在疫情出现的时候，戴口罩不戴口罩，再就是有中西文化的一些差异，就需要我们去尊重，我们不能说哪个对哪个不对，尊重相互的习俗和文化，在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减少误解，增进相互的理解。不管怎么样，在两国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华侨华人要养成一种科学、客观、理性、冷静对待问题的思维模式，要有判断力，应该根据我们自身对美国文化的理解来客观理性冷静的分析，对问题要有自己的判断，对信息要有甄别。我们不仅是需要针对一件事情的判断，而是应该养成对任何事件都要有一个客观科学理性冷静的思维模式。

张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您认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华侨华人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曾毅：就现阶段来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价值规范，那么华侨华人有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有融入当地社会的能力，有捕捉国际市场信息的眼光，有国际视野和世界触角，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各个领域去推动。不管是从科学技术层面，还是从金融贸易资本层面，特别是在建设人类共同体的观念层面上，我觉得华侨华人都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

华侨华人可以发挥作用，当然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去做，我说的是有这方面意愿或者有这个能力的华侨华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海外华侨华人中有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格局、愿意去做国际交流大使或者有能力去推动这个目标实现的人，我认为他们在这方面可以做出大大小小不同的贡献。不过我也认为每个华侨华人都去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也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可以做的。

七、人生不仅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

张梅：自1988年出国留学，迄今为止，您在海外已经生活了32年，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我们做华侨华人研究都知道，海外侨胞能够融入住在国主流社会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么多年在海外生活，您有什么感想？

曾毅：就像您说的，我在海外已经生活了32年，也就是说，我已经从一个美少女变成一个大妈了（笑）。在我出国之前，我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认识了解就只限于书本，我读过我在国内能够找到的所有外国名著，所以说你看我的眼镜片才会这么厚。毋庸置疑，那个时候我对西方人文化的理解只是来源于书本。

当我在海外有了财力、时间和自由度后，我就把年轻时的兴趣，从读万卷书放在了走万里路上。所以当你聊天时问我走了多少地方？我还特意数了一下，我到过世界上大大小小340个城市。这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也是我出国最大的一个收获。我的财富就是我走过的路，五大洲七大洋，包括北极、南极、撒哈拉沙漠、名山大川、城市村庄，以及世界遗产178处……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我为什么要去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城市？其实旅游，你不只是游，你行万里路的时候，你会对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人文、社会有亲身的经历和了解。这个见解会对你曾经听见别人说的什么和你在书本上看见别人写的什么，有一种提升和修正。知识需要修正和提升，这是我行万里路的一个作用。现在，比如当有人没有到过某个国家，而在提到这个国家什么地方的时候，当他们可以想当然地描述当地的情况时，我不能说什么信息是对的，但是我能够辨别出哪些是错误的。这就是我现在的一个能力和一个收获。这是我经过见过之后集思沉淀的价值所在。

张梅：作为海外侨胞中的一员，对于海外侨胞这个群体，您有什么样的评价？

曾毅：作为海外侨胞中的一员，我觉得我的肤浅看法不足为鉴。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省汕头市考察时，对华侨华人的贡献有一段重要的讲话，我就用我对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讲话的理解，来谈对华侨华人这个群体的认识。我的理解是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的发展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是血浓于水的关系，海外侨胞具有独特的文化传承和赤诚的爱国情怀，这是我的理解，也是我对华侨华人这个群体的评价。

张梅：您觉得，未来怎么样才能让这个群体继续为祖籍国中国的发展和住在国澳洲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呢?

曾毅：出国30多年来，我感觉海外侨胞现在已经不是停留在为吃穿打拼、抱团取暖、同乡自娱这么一个层面了。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了，华侨华人在海外作为新移民也都已经30年有余了。我个人的观点是，华侨华人在现在这个阶段，至少有一批人，已经是跳出了同乡同源这个圈子，站到了更高的一个层面上。在这个层面的华侨华人，他们考虑的不再是温饱的问题、挣钱的问题，也不是自娱自乐的问题。已经跳出自身发展层面的海外华侨华人考虑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大问题，是情怀层面，考虑的是人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大目标和大格局，所以我们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例如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追求，我们中有一批人，我们有这种愿望和使命，我们想利用我们自身的中外文化贯通的优势，去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促进中外民间的交往，为中外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牵线搭桥，把我们的关系用在合作共赢基础上，为促进中澳关系的友好和世界和平与发展做贡献。这是我对一部分华侨华人应该做的事情的思考。

我们应该一如既往依托、依赖和发挥专业社团、专业人才的作用。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在海外不懂当地政府运作，不熟悉社会机制，不了解大众民意，他怎么去做，你不是为难人家吗？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层面上去开展一些活动，我们要依靠专业人才和专业社团的力量。当然贡献有不同的层次，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对于餐饮文化的推广，这些也都叫做贡献。

张梅：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现在在做科技文化交流，我知道的澳大利亚的冶金矿产等开发都比较好，所以我在想将来如果可能的话，找一个方便的时间邀请您回来，跟我们开展交流。

曾毅：好啊！以前对于澳洲矿产、冶金这些方面的咨询，我都推荐过我们协会专业人士到澳大利亚悉尼总领馆去授课。所以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研究数据和信息。

本文来自“张梅对话世界”丛书之二《华侨华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代中国出版社，2022年4月）

（ACTV责任编辑：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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